中华文明的发祥地在哪里？长期以来，占统治地位的观点是：黄河流域是我国唯一一处古代文明发祥地，黄河流域是中华民族的摇篮。二十世纪下半叶，随着考古探索的不断进展，考古学家们又提出了中华文明多源观，即黄河流域文化区、长江流域文化区、珠江流域文化区、辽河流域文化区。这四大区域的文化各有其相对独立的发展序列，都可以追朔到距今四五千年以前，都为推进中国古文化起了特定的历史作用。但不可否认的是，中国的史前文化虽是多元的，但他们的发展并不平衡。在我国古人类大迈向文明的历史进程中，只有中原黄河流域文化区，尤其是黄河中游和下游相交汇的晋、陕、豫一带地区，构成了华夏文明的起源的中心区域，并且率先大踏步地进入文明的门槛，成为华夏传统文明的“直根”。近年来陶寺遗址的发掘成果表明：这个直根就是陶寺文化。
陶寺遗址位于襄汾县城东北约7.5公里的崇山（俗称塔儿山）西麓，因靠近陶寺村南，所以叫陶寺遗址。遗址东西宽约 2000米，南北长约1500米，总面积达300多万平方米，是一处重要的以龙山文化遗存为主的原始社会末期文化遗址，时间相当于公元前2600年——公元前2100年。遗址发现于20世纪50年代，1978年至1984年进行第一次大规模发掘，即发现了大量的与传说中的尧、舜、禹时代相近，可资佐证的遗迹、遗物。从而确定了陶寺文化，1993年，国务院将陶寺文化遗址公布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。在1999年至2001年的发掘中，发现了陶寺文化中期城址（约公元前2100年——2000年），总面积约为280万平方米，确立了城址北、东、南三面城墙。2002年至2003年，国家科技部启动了“中华文明探源工程”项目，陶寺遗址作为重点聚落被纳入“聚落反映社会组织”的子课题中。在近几年的考古发掘中，在城址内东北部确立了陶寺文化早期城址（约公元前2300年——公元前2100年）发现了宫殿区，祭祀观象区。从而进一步确认这座4000多年前的古城遗址，是我国迄今为止发现的史前最大城址，使陶寺文化的研究达到了一个新的里程碑。
一般情况下，人们是以文字、金属（铜器）、城市和礼仪祭祀中心等要素作为文明出现的标志。正如恩格斯所说：“国家是文明社会的概括。”意思是说只有形成了国家，人类才真正进入了文明社会。那么，陶寺遗址究竟发掘哪些成果呢？
陶寺城遗址。陶寺城址平面呈圆角长方形，总面积约300万平方米，它由早期小城、中期大城和中期小城三部分组成，呈现出一个大城套小城的格局。而且小城里面还有宏伟的宫殿。宫殿核心建筑区出现在大块装饰戳印纹白灰墙皮、蓝彩白灰墙皮、陶板瓦、大玉石墙等普通居住区难得见到的器物，显示出居住者的等级是最高的。除宫殿外，从城址遗迹中，还可清楚辩认出屋舍、祭坛、观象台，甚至还发现了具有仓储功能的仓储区和不同阶层的墓葬区。这说明在4000多年前，陶寺已有人能够调动很大的人力和物力来修筑这个城池，并且有足够的军事力量来保卫它。由此可以判定当时已形成了国家，而气势宏大的陶寺城址就是其“王都”，也即帝尧建都地之平阳之所在。
陶寺墓地。陶寺墓地位于陶寺遗址东南角，总面积30000余平方米，目前已发掘各类墓葬1300多座。从整体墓葬区的情况看，可分为大、中、小三种规格。从随葬品数量来看，大型墓葬随葬品十分丰富，数量一般在100件以上，最多的达187件。中型墓葬品数量一般在20多件，小型墓葬一般没有随葬品。在发掘到的九座大型墓葬中，不仅棺内洒满了朱砂，而且随葬品诸如彩绘陶龙盘、鼍鼓、特磬、土鼓、玉器、彩绘木器以及猪骨架等，品种齐全，花样繁多。9座墓的墓主全是男性，很可能是部落联明首领（或称王者）。中型墓80多座，墓主人大多是年轻女性，其随葬品一般有20余件，以日用品和装饰品为主。所有墓主人是年轻女性的中型墓葬，几乎毫无例外地分布在大型或者特大型墓葬的两侧，说明这些年轻女性的身份是墓主人的妻妾，大型墓主人在占领巨额社会财富的同时，也占有更多年轻的妻妾。由此可见，当时已形成了明确的妻妾陪葬制度。陶寺墓地呈金字塔的严格等级制度、礼仪制度以及财富差距，也可以看出当里社会贫富分化、阶级对立十分明显。
“观象台”遗迹。“观象台”发掘于2003——2005年，是陶寺文化中发现的重要遗址之一。它位于陶寺中期大城东南的中期小城祭祀区内，形状为一座直径约50米的半园形平台。台座顶部有一半圆形观测台，以观测台为圆心，由西向东，呈扇状辐射着十三根夯土柱，从而形成12道缝隙，分别对着对面崇山的某个点。古人就这样利用两柱之间的缝隙来观测正东方向的塔儿山（崇山）日出，并依据日光影来推测一年的二十个节气。为了证实这种推测，研究人员专门用一年的时间对其与山峰、缝隙、太阳之间的关系进行了实地观测记录，得到了第一手有一定说服力的宝贵资料。更有天文学家认为，这个观象台除了观测太阳外，还能观测月亮和重要的恒星。总之，天文学家们认为，陶寺观象台是中国4100年前最早的观象台建筑，这比此前公认的世界最早的观象台——英国巨石阵早近500年。“观象台”遗迹的发现，证实了《尚书•尧典》上所说的帝尧时期“历象日月星辰，敬授人时”的真实历史背景与社会现实。
扁壸朱书文字。文字，是文化的最基本和最重要的原素符号，同时也是人类文明的原创性标志和初始记录。在陶寺遗址曾发现了一只残破的灰陶扁壸，在壸的鼓腹部上发现了两个用“毛笔”朱书的字符：一个形似甲骨文“文”字，与其对应的一端也有一个字，为上下结构，上为菱形的（◇），下部好似“冗”字的篆体。对于前者形似“文”字的字符，专家们没有争议，对后者有人认为数是“易”字，但更多的学者认为是“尧”字。将其定义为“文尧”，表达了唐尧后人对尧的懿赞和尊称，因为《尚书•尧典》中说：“曰稽古尧帝，曰放勋，钦明文思安安。允公克让，光被四表，格于上下。正月上日，受终于文祖。”可见，不论是“易文”（明文）还是“文尧”，都是对尧的文治武功和懿行嘉言的肯定与颂扬。更为重要的是这两个朱书文字的存在和发现，将汉字的成熟期至少推进到4000年前，而在此前，人们能解读而且成为今天汉字祖源的甲骨文，距今不过三千多年。陶寺扁壸朱书文字的发现将汉字的历史向前推进了一千年，这是探索中国古代文明起源的重大突破
